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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四十二章 达达
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
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那真没道理了。
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也没办法，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换文等。
社会各界大为哗然，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
他们弄得确实失败，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不得不让人无语。
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就明白，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不便发生直接冲突。
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如果有点误会，人事方面配合得当，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几乎都有留日背景；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
他们的职责就是随时揣摩研究日本的外交脉搏，防患于未然。
思路应该说还不错，但这项工作一直做得异常不成功。
国内非常担心代表团真的会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发到代表团，一遍遍声明：“国民誓死力争，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
顾维钧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不过也只能干等着。
这段时间，代表团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最好回复是：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先由和会暂收，等青岛等地开埠后，再交还中国。
虽然不能直接收回，但比经手日本好太多了，代表团可以接受。
只不过日本坚持已经定下的条约，应先交由日本再转交中国。——是个人就能看明白，小鬼子心口不一，嘴上说返还，心里肯定不想还，甚至想要更多。
英法意三国代表对日本的提议均不置可否，其实就是默认；美国最终只能搁议。
——
李谕则准备动身去德国，出发前去书店买上几本书在路上看。
法文书店当然白搭，好在巴黎有卖英文书的。李谕走进一家店面，看到一个瘦瘦的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拿着一支笔和一张明信片自顾自地笑道：“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李谕瞄了一眼，我去，《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你是杜尚？”
“你是李谕院士？”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道。
杜尚说：“我早就认识院士先生，没想到你还认识我。”
李谕说：“我不仅认识你，还知道两年前你给美国独立艺术展览送了一件叫做《泉》的艺术品。”
《泉》就是杜尚大名鼎鼎的倒置的小便池。
杜尚笑道：“哦！那是我灵光一闪的一件作品，没想到艺术展竟然违反他们自己的承诺，明明缴纳六美元就可以参展，他们却还是拒绝将这个作品展出，我只能找了一名摄影师拍照留存。”
后世能够见到的《泉》，就是这张照片。至于那个小便池本体，早就不知所踪，可能被摄影师拍完照后随意丢弃在了地下室。
杜尚很多类似的作品都被当作垃圾扔掉了。
“可惜没能看到原作，”李谕说，然后问，“你不是在纽约吗？”
“巴黎是艺术之都，总归要来这里生活一段时间，”杜尚说，“而且我早就想来了，但该死的战争持续了这么久。我真的不喜欢战争，不管什么形式的战争，都讨厌，只能选择躲避。不过我也从来不会对战争做任何表态或者谴责。”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讨厌战争，杜尚先生肯定也讨厌政治吧？”李谕说。
“是的，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可现在巴黎天天讨论最多的反而就是政治，不仅和会上的政客，就连咖啡厅、酒馆里的客人都在聊世界大事，但我对此一无所知，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杜尚顿了顿，加了一句，“并且我觉得政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李谕想起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侠盗雅各布，于是问：“要是有人告诉你，为了能在社会生活下去，人们需要政治哪？”
杜尚说：“或许必须有政治，但我认为不存在任何方式去判断政治观念，正像判断艺术一样。”
李谕说：“然而现在巴黎的政客们都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争吵不休。”
“他们总是这样！所以还是躲避为妙，”杜尚说，“事实上，我对任何可能让人发狂的、投入的、献身的、魂牵梦绕的事物，不管宗教、政治、文学、艺术还是理智的科学，都是如此态度。”
“上帝哪？”李谕又问。
杜尚说：“上帝？对我而言，这个问题不存在，上帝是人的创造物。当人们发明了什么，总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
“我明白了，”李谕说，“你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信仰者，只是压根不想关心上帝这个问题。”
杜尚说：“就是这个意思。”
“我能看看你的这幅作品吗？”李谕指了指他手中的那幅画了胡子的《蒙娜丽莎》明信片。
“当然可以。”杜尚递了过去。
李谕看了看，本身只是一张随处可以买到的印刷品，杜尚在上面给蒙娜丽莎画了两撇胡子还有山羊胡，并落款了几个字母：“L.h.o.o.q.”
李谕法语水平不高，不过一个人学其他语言，往往先学会骂人的话，这几个字母如果用法语读出来，就是一句脏话：Elleachaudaucul!mondieu!
翻译过来，近似于“她的屁股热乎乎”，或者干脆点“她有一个骚屁眼儿”……
李谕笑道：“真是太有反权威的味道了。”
杜尚得意道：“达·芬奇是位无与伦比的画家，《蒙娜丽莎》举世皆知，人见人爱，用它来制造一个丑闻实在太来劲了！而且我发现这位可怜的女郎被画上胡子后变得非常强壮，这对于达·芬奇的同性恋真是相当合适。”
杜尚提到的“同型恋”说法最早出自1910年时弗洛伊德的分析，他用曲折繁复的手段证明，蒙娜丽莎那谜一般的笑容和艺术家在笔记里记录的儿时的一个梦境有关。弗洛伊德说，那个笑容是达·芬奇记忆中母亲的笑容，而且在艺术家那里转化成他自己被压抑了的欲望——对自我的一份迷恋，或者说，也就是对于同性的迷恋。
杜尚又说：“令人惊奇的是，添上胡子后，你再看蒙娜丽莎，她就成了个男人，不是一个女人装扮的男人，而是一个的的确确的男人，这是我的意外发现。”
“你准备发表它吗？”李谕问，“最好离开巴黎后再发表。”
杜尚摇头道：“我没有这样的打算，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件随心之作。”
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那真没道理了。
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也没办法，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换文等。
社会各界大为哗然，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
他们弄得确实失败，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不得不让人无语。
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就明白，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不便发生直接冲突。
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如果有点误会，人事方面配合得当，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几乎都有留日背景；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
他们的职责就是随时揣摩研究日本的外交脉搏，防患于未然。
思路应该说还不错，但这项工作一直做得异常不成功。
国内非常担心代表团真的会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发到代表团，一遍遍声明：“国民誓死力争，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
顾维钧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不过也只能干等着。
这段时间，代表团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最好回复是：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先由和会暂收，等青岛等地开埠后，再交还中国。
虽然不能直接收回，但比经手日本好太多了，代表团可以接受。
只不过日本坚持已经定下的条约，应先交由日本再转交中国。——是个人就能看明白，小鬼子心口不一，嘴上说返还，心里肯定不想还，甚至想要更多。
英法意三国代表对日本的提议均不置可否，其实就是默认；美国最终只能搁议。
——
李谕则准备动身去德国，出发前去书店买上几本书在路上看。
法文书店当然白搭，好在巴黎有卖英文书的。李谕走进一家店面，看到一个瘦瘦的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拿着一支笔和一张明信片自顾自地笑道：“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李谕瞄了一眼，我去，《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你是杜尚？”
“你是李谕院士？”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道。
杜尚说：“我早就认识院士先生，没想到你还认识我。”
李谕说：“我不仅认识你，还知道两年前你给美国独立艺术展览送了一件叫做《泉》的艺术品。”
《泉》就是杜尚大名鼎鼎的倒置的小便池。
杜尚笑道：“哦！那是我灵光一闪的一件作品，没想到艺术展竟然违反他们自己的承诺，明明缴纳六美元就可以参展，他们却还是拒绝将这个作品展出，我只能找了一名摄影师拍照留存。”
后世能够见到的《泉》，就是这张照片。至于那个小便池本体，早就不知所踪，可能被摄影师拍完照后随意丢弃在了地下室。
杜尚很多类似的作品都被当作垃圾扔掉了。
“可惜没能看到原作，”李谕说，然后问，“你不是在纽约吗？”
“巴黎是艺术之都，总归要来这里生活一段时间，”杜尚说，“而且我早就想来了，但该死的战争持续了这么久。我真的不喜欢战争，不管什么形式的战争，都讨厌，只能选择躲避。不过我也从来不会对战争做任何表态或者谴责。”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讨厌战争，杜尚先生肯定也讨厌政治吧？”李谕说。
“是的，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可现在巴黎天天讨论最多的反而就是政治，不仅和会上的政客，就连咖啡厅、酒馆里的客人都在聊世界大事，但我对此一无所知，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杜尚顿了顿，加了一句，“并且我觉得政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李谕想起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侠盗雅各布，于是问：“要是有人告诉你，为了能在社会生活下去，人们需要政治哪？”
杜尚说：“或许必须有政治，但我认为不存在任何方式去判断政治观念，正像判断艺术一样。”
李谕说：“然而现在巴黎的政客们都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争吵不休。”
“他们总是这样！所以还是躲避为妙，”杜尚说，“事实上，我对任何可能让人发狂的、投入的、献身的、魂牵梦绕的事物，不管宗教、政治、文学、艺术还是理智的科学，都是如此态度。”
“上帝哪？”李谕又问。
杜尚说：“上帝？对我而言，这个问题不存在，上帝是人的创造物。当人们发明了什么，总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
“我明白了，”李谕说，“你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信仰者，只是压根不想关心上帝这个问题。”
杜尚说：“就是这个意思。”
“我能看看你的这幅作品吗？”李谕指了指他手中的那幅画了胡子的《蒙娜丽莎》明信片。
“当然可以。”杜尚递了过去。
李谕看了看，本身只是一张随处可以买到的印刷品，杜尚在上面给蒙娜丽莎画了两撇胡子还有山羊胡，并落款了几个字母：“L.h.o.o.q.”
李谕法语水平不高，不过一个人学其他语言，往往先学会骂人的话，这几个字母如果用法语读出来，就是一句脏话：Elleachaudaucul!mondieu!
翻译过来，近似于“她的屁股热乎乎”，或者干脆点“她有一个骚屁眼儿”……
李谕笑道：“真是太有反权威的味道了。”
杜尚得意道：“达·芬奇是位无与伦比的画家，《蒙娜丽莎》举世皆知，人见人爱，用它来制造一个丑闻实在太来劲了！而且我发现这位可怜的女郎被画上胡子后变得非常强壮，这对于达·芬奇的同性恋真是相当合适。”
杜尚提到的“同型恋”说法最早出自1910年时弗洛伊德的分析，他用曲折繁复的手段证明，蒙娜丽莎那谜一般的笑容和艺术家在笔记里记录的儿时的一个梦境有关。弗洛伊德说，那个笑容是达·芬奇记忆中母亲的笑容，而且在艺术家那里转化成他自己被压抑了的欲望——对自我的一份迷恋，或者说，也就是对于同性的迷恋。
杜尚又说：“令人惊奇的是，添上胡子后，你再看蒙娜丽莎，她就成了个男人，不是一个女人装扮的男人，而是一个的的确确的男人，这是我的意外发现。”
“你准备发表它吗？”李谕问，“最好离开巴黎后再发表。”
杜尚摇头道：“我没有这样的打算，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件随心之作。”